根据这些认识，哈特坚持法律与道德的两分[2]70。
以司法方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要惩恶又要扬善。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就需要在法律的框架内作出适当解释和价值判断，以此来缓和社会实践、法律规定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者之间的紧张状态。
正是基于这种具体性，一方面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通过司法审判切实作用于社会实践，对当事人的行为和观念产生影响。在现代社会更需要加强法治宣传的主动性和针对性，将法律规范和司法案件中体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传播出去，扩散开来，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践行者。司法解释具有极强的问题导向，往往受到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提高违法失信的社会成本，以制度的刚性约束弥补道德的柔性规范。一个具体案件中往往需要维护多个价值目标，每个价值目标的实现又需要平衡相互矛盾的法律价值，例如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等等。
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要对微博、微信等自有新媒体深耕细作，还要勇于借助各种知识问答平台、短视频社交平台等第三方媒介，实现对不同受众群体的全方位覆盖，打造多元立体的传播体系。[89]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16年完成的法国债法改革已明确区分合同的成立与合同的有效。
[59]肖峋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论（总则）》，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第110页。我国《合同法》并没有为其他法律包括商事特别法中的典型缔约方式体系化地择要列举或做出引致性规定，而商事交易恰恰是创新缔约方式的主要领域和前沿阵地。而意思实现则无此要求。[67]同前注[12]，〔英〕P.S.阿狄亚书，第55页。
1.本身不具有实质性给付意义的预约。后者在古代合同法上不被承认，直至欧洲中世纪早期都一直奉行无形式即无契约的法谚。
此种预约虽然包含实质性给付内容，但与本约的实质性给付不同，因而仍属于真正的预约。同一交易需反复订立数轮合同通常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维护交易安全。这意味着合同订立制度的中心发生了从要约承诺到合意的迁移，也意味着对整个合同订立制度的重构。（一）合同书方式 合同书长期被单纯视为一种书面合同形式，但其实更是一种独特的缔约方式。
[11] 在任何情形下都坚持有真正的要约和承诺的存在可能完全是想象。[16]〔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邵建东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720页。2.本身具有实质性给付意义的预约。四、民法典中缔约制度的体系性重构 民法典中合同订立制度的完善涉及许多具体问题，但缔约方式发展在体系层面主要涉及两项制度：一是明确规定缔约方式自由原则，二是构建更加抽象的、可以统一适用于所有缔约方式的、实质性的合同成立制度。
以预约合同为例，人民法院认定预约合同的标准存在重大分歧，有的依据《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条，以合同当事人具有将来订立本约的意思为准[56]。第三，虽然《合同法》试图简单列举要约承诺之外的其他若干缔约方式，但是受立法机关对要约承诺地位认识的影响，《合同法》就其他缔约方式的规定并未凸显其作为独立缔约方式的地位，或者并非独立缔约方式。
后一种译法见〔德〕迪尔克•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沈小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0页。Lon L.Fuller, Melvin A.Eisenberg Mark P.Gergen, BASIC CONTRACT LAW, West,2013, at 413. [51]〔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埃里克•克莱夫：《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高圣平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309页。
反之，任何足以表明当事人已达成合意的缔约方式，都可成立合同，这也就再次间接确认了缔约方式自由原则。[18] （二）集中竞价交叉要约方式 交叉要约作为一种特殊缔约方式早已存在，其与要约承诺方式的主要区别在于缔约双方的意思表示发出到达不具有明确的时间先后，但在内容上偶然一致。[4]在合同成立与有效或生效相区分、意思表示解释主要采客观主义的背景下，区分缔约方式与合同形式具有重要意义。[91]〔德〕汉斯•布洛克斯、沃尔夫•迪特里希•瓦尔克：《德国民法总论》，张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4页。前一种译法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62、84-85页。[47]以上观点揭示了我国缔约方式制度存在的部分问题，但尚未涉及问题的全部和实质。
4.现有合同订立制度受观察视角的限制难以解释复杂缔约方式。[5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第37页。
就《民法典合同编（草案）征求意见稿》关于具体缔约方式的现有规定来看，后期尤其需要完善以下制度：突出合同书的缔约方式与书面形式双重属性、恢复商业确认书的本来面目、厘清预约与本约之关系、确立集中竞价交叉要约和就同一交易反复订立多轮合同的独立缔约方式地位、明确意思实现与无需通知的承诺之关系。[94]但是判断合同成立的具体规则主要还是要约的确定性以及承诺与要约的一致性。
[78]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66条有契约当事人约定其契约需用一定方式者，在该方式未完成前，推定其契约不成立之规定，故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多采用方式自由概念，具体是指在意思表示一致之外法律对是否需采用书面形式、是否需经一定仪式、登记、物之交付、公证等问题原则上不做要求[79]。王洪亮：《债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4页。
此种对合同内容进行确认[23]的确认书除非构成对先前已经成立的合同条款的实质性变更或者被对方当事人毫不迟延地拒绝，否则是有效的。[87]邱聪智：《新订民法债编通则》（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页。[38]〔德〕罗伯特•霍恩等：《德国民商法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85页。就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合同法》32条、第37条仅仅规定自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或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67] 要约与承诺的范式，只不过是这样一个真正的问题的替代方法：双方当事人是否已经表示了合意，受到一套可合理确定之条款的约束。到目前为止，并不是所有的立约都需要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或者是要比要约承诺复杂得多。
[16]第二，合同书方式缔约在具体程序上往往表现为谈判磋商、拟定条款、双方认可、双方签字等一系列行为，因此也无法将交易磋商行为逐一归类为要约与承诺[17]，难以适用要约承诺方式中要约内容具体确定的规定。[33]实践中至少还有名义上的预约和以规避法律为目的的预约两种类型。
[77]〔日〕我妻荣：《民法讲义•债权各论》（上卷），徐慧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26-28页。[93]同前注[78]，〔日〕中田裕康书，第103页。
前者前已论及，后者详述如下： 第一，直接的合意制度是指合同法直接规定合意制度，不再必然需要从具体缔约方式的具体制度中去间接推知法律对于合意、合同成立的要求。预约之违约责任与本约未能缔结之缔约过失责任在归责原则、构成要件、赔偿范围上应无区别，但在责任方式上可能不同。第三，缔约方式自由的规则构成可以借鉴《美国统一商法典》的规定。[56]参见成都讯捷通讯连锁有限公司与四川蜀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1期。
[48]参见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73页。后说中有的认为默示承诺仍有意思到达或了解生效之问题。
就已有主要缔约方式的考察来看，适用于要约承诺方式的意思表示一致的传统表述仍可满足此种一般性要求。预约并未就本约的全部必要条款达成一致，或者当事人有意保留受合同约束的效力，在预约中明确约定合同需留待进一步磋商确定其他必要条款或另行订立正式合同后生效，此种预约不同于本约，而是真正的预约。
在确立缔约方式自由之后，合同法虽然应该继续就若干重要、典型的具体缔约方式规定合意的具体标准，但不可能穷尽列举所有缔约方式，只能构建合意达成、合同成立的一般性和实质性规则。为彻底解决以上问题，我国当前编纂民法典合同编时实应对合同订立制度做出重大修改，在严格区分缔约方式与合同形式的基础上以合意制度为中心完善现行缔约制度。
